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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秋婉（英國色薩大學博士生）
近期發生駭人聽聞的情殺事件，男生因不滿女友提分手而將她砍死的恐怖情節。我們不是第一次看見恐怖情人的事件，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犯案者是台大畢業生，目前在知名跨國會計師事務所上班，是典型的「人生勝利組」。
最近媒體的焦點，不斷鎖定在他是「人生勝利組」，有追求完美的個性，他們認為這種人承受挫折的抗壓性比較低，所以才會做出毀滅性的舉動。在我看來，把原因歸咎到他個人的教育、階級、性格、或暴力基因等，都是將這個問題「個人化」，而沒有去思考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脈絡造就他成為恐怖情人的後果。
恐怖情殺在學術界的名詞是「分手暴力」，其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更確切的說，這是一個性別不平等的議題。原因在於，加害者多半都是男性，受害者多半是女性，而且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背景不限於特定階級。所以，加害與被害兩方，有清楚的性別對立軸度，族群、教育、階級向度是不明顯的。
從性別的角度來剖析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問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他對感情的想像很大程度建立在性與佔有？第二，是什麼文化氛圍催生了男性對女性的暴力？
首先，從媒體的報導得知，引發女方要跟男方分手的導火線是，男方擅自拍女方裸照以及打了女方一巴掌，事後男方還曾以散播裸照為要脅，要求女方再跟他發生性關係。甚至到男方將女方砍殺至不成人形後，還在她的身上留下自己的唾液，顯見一種征服戰利品的情境。
雖然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在2004年就已施行，並要求各級各級學校政府必須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在不同課程融入性別平權的觀點，但是晚近的研究仍指出，台灣國中小的教科書，仍有性別刻板印象，且充斥父權意識形態與異性戀中心的問題；大專院校性別相關課程的發展也不夠完善，甚至有些課程大綱還有複製性別刻板印象的疑慮（游美惠，2014）。
如果說，正規的教育或父母不能夠給予青少年正確的兩性平權與性知識教育，許多青少年對於兩性關係的認識就是多半來自大眾媒體、影視節目、同儕、漫畫、A片、甚至是電玩遊戲等。現今這些媒介，輕則傳遞性別刻板印象（男性陽剛、女性陰柔）、重則是色情媒介中的男性對女性的性宰制與暴力。
進一步言之，在父權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對女性的壓迫機制，那就是女性被化約為身體，不再是有理性、有思想的個人。女性被關注的焦點，多半是她們的臉蛋、豐胸、細腰、翹臀、長腿，她的思想、能力變得比較次要。例如，色情片女主角在影片中有展現任何思想能力嗎？還是只是被把玩的女體？當某女性被某男性視為沒有思想的身體，他與她的交往方式就會很大程度建立在性和佔有。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男方非常不能接受女方跟他提分手，殊不論他對挫折的抗壓能力如何，我們應先問，為什麼這件事會嚴重到成為無法用理性解決的挫折。有可能的解釋是，這段關係，已經被他單方設定好，男方主導、女性屈從的情節，所以對方的拒絕，不是建立在平等關係的訊息傳達，而是反抗，需要壓制。再者，當女方被化約為身體時，她的思想、感受變得不重要，在他事先設定好對這個女體有控制權時，他做出毀壞自己「物品」的行為也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
總而言之，我希望提供一個性別觀點，也就是性別刻板印象，男性主導、女性屈從仍為常態，以及女性被物化這些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與分手暴力的關聯性。希望社會在急於將這個問題個人化之前，思考一個社會結構面的因素。
Photo Credit: vishwaant avk @ Flickr CC BY 2.0
Photo Credit: vishwaant avk @ Flickr CC BY 2.0
（9月26日補充）
筆者曾在先前撰文指出情殺案件背後的性別結構，但是當我們用結構性觀點來剖析個人事件時，可能會產生兩個疑問？第一，多數人都生活在結構中，為何只有少數人做出偏差行為？第二，結構與我有關係嗎？個人有能力改變結構嗎？本文希望就這兩個假設性提問來申論一些見解。
首先，既然大多數的我們對於男女關係的想像都是來自大眾媒體、影劇節目、網路影音或文章、和BBS的Boy-Girl版、西斯版（sex）、法西斯版（feminine_sex）等，並生活在認同父權文化的體制中，那為何只有少數人做出面對感情挫敗時會做出如此極端的行為？例如，這麼多男生喜歡看物化女性的色情媒介和打電玩，也不是每個人對待另一半都表現出性宰制的行為？
我認為，一個個別案件的發生，除了橫向的結構因素（大多數人和犯罪者相似之處）、還有縱向的生命經驗，這方面包括他的心理狀態、家庭環境與成長背景，哪一些環節牽引他踏上情殺，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有共同經歷之處。然而，指出橫向結構的因素，是要去告訴大家，我們跟這件兇殺案沒有直接的關聯，但也不是完全置身事外，畢竟我們生活在同樣的結構。
在我們比較了解自己與結構的關係之後，便可以接續到個人如何影響結構的問題。辨認結構性的作用，是要找出降低同樣案件再度發生機率的可能途徑的第一步。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行動，並從自己可及之處開始，因為個人與結構的關係是互動式的、是動態的，結構可以影響個人、個人的行動也可能造成結構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多數的我們都做出改變的話。因此，法律、政策、教育面的工作固然要開始推展，這方面也牽涉到專業能力，但是社會轉型的根本力量還是要靠體制中的每個人去推動。
行動的開始，是先認知到我們有不同的選擇，例如，我們可以選擇不看特定腳本的情色媒介，以女性情慾為主導、而且主角不只是機械性交媾的電影，如目前德國一個三級片女導演Petra Joy正致力於產出具有性別意識的情色作品，她也希望後續能有更多的影像工作者加入這個浪潮（Huffington Post, 2013）。
此外，我們也可以選擇看到「性別正義」、「女性主義」字眼時，不要腦海裡先出現女權高張、女性主義派別自己都吵不停、以及男性又要挨罵的刻板印象，而是花一些時間去關心與我們切身相關的性別議題。女性在家庭、教育、職場、人身安全、以及生育等方面的權益是否被保障，不僅關乎我們身邊的女性家人及有人的福祉，在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的今日，也已經關聯到台灣人口再生產的重大議題。
再者，很重要的是，我們應當以擺脫性別刻板印象的視角，去理解與尊重與自己不同性別、性傾向的朋友、家人與陌生人，且貫徹在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中。例如，我們必須完全包容，男生在面對感情挫折時，能夠坦誠的面對自己悲傷的情緒並大方以任何形式抒發出來，切勿將其歸結到能力問題或認為情感抒發是有損陽剛氣概的行為。
我相信，當這些行動都有了進展，性騷擾、性侵害、家庭暴力、以及分手暴力等事件，才能不再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新聞版面中。
參考資料：
游美惠，2014，〈性別教育向前行？〉。頁209-241，載於陳瑤華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臺北：女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