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20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

一個”中間路線”的荒唐感言(五年級同志)

資料來源
詳全文 一個”中間路線”的荒唐感言-五年級同志-新浪部落
之一、關於用藥

近來遊行因為藥物議題導致社群分裂,在激烈的爭吵、叫囂、詆毀,間或少有的理性溝通,強烈地感覺到藥物議題幾乎被擁藥派一面倒佔領。
因此,我強烈地覺得自己需要站出來說幾句話。

首先,我得承認,對於藥物,我有愛恨矛盾的感情。

在純粹美好的九零年代,各種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搖頭丸與銳舞文化的確在如此激昂的歷史脈絡中,連結了那個世代不管是在心裡、社會、甚或運動層面的美好想像。紅極一時的台客爽,也因為搖頭丸的催化,正宗的土台客、異女、腐女、及風情萬種的同志,上演著世界大同的和平圖騰。

當時的搖頭丸,主要是當作意識轉換、追求生命體驗使用。曾幾何時,當助””性”的效果被發現後,大夥猛地轉向到使用它來追求更虛幻、流動、突破心理疆界的性活動。因為大家都還在與這個藥物摸索關係,藥物所帶來更新生命體驗的誘惑,再加上對於性的快感也有加乘放大的效果(肉身或是幻想層面皆是);因此不管為了追極致的情色、或者安慰在異性戀霸權下受苦壓抑的心,一股長久鬱積的鬱悶彷彿找到出口,傾洩而出。不管是在舞廳或者趴場,群體的交融傳達出一種內心深處想要融合在一起的渴望,不管是裸身擁舞、或者群體性交,都能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寂寞與空虛。當時便聽過一個朋友感慨:「為什麼美國的銳舞文化傳達出一種向上昂揚的樂觀,我們的卻是大夥頭低低的,無精打采的樣子。」藥物機轉在這個階段被社群巧妙地做為某種逃避,讓自己退回到生命的更早期,彷彿在說:「讓我們依偎著彼此好好休息一下好嗎?我們真的累了、倦了…。」

也許我們過度輕忽自己與藥物的關係,藥效所帶來的心理界線的消解,某種程度的確可以去除壓抑,讓僵硬的人格鬆綁,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心理警覺的鬆懈。當時的社群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細緻地討論它,繼之而來的藥物濫用以及非安全性行為讓九零年代的同志惡狠狠地摔了一大跤。藥物濫用輕則威脅到藥物之外的人際關係與情感結構(一號因為過度用藥不舉開始變成零號、沒有藥物就無法做愛、口味變大後不斷地追求更極致甚至危險的快樂、或者因為藥物衝破心理界線讓群體性交、多角關係變成不得不的選擇),更別說這些紛陳的狀況讓許多伴侶面臨了嚴苛的挑戰。

我親眼目睹很多優秀的人,在生涯起飛之際,或者能量蓄積到一定程度,能為家人或社群奉獻心力之時,因為藥物濫用導致愛滋感染、因為夜夜笙歌讓免疫系統崩潰,進而發病死亡。這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讓我們來不及哀悼便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去。
令人悲傷的是,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並沒有讓我們放慢腳步消化與思考,而是仿如莽撞的青少年般更加激切地把一切的悲劇投射到自身之外(這時候社會體制的不公不義便是一個輕易的載體)。未經反省的生命不值得活,責怪別人容易,面對自身的陰影總是困難重重。


之二、關於運動姿態

其實我頗敬重這些在學院認真讀書思考,仍然不放棄在街頭實踐正義的基進派。私下接觸都會被其深情浪漫吸引,在這個媚俗的時代,單單不貪戀功名且深具理想性便讓人感動。仔細研究他們的論述也言之灼灼,令人驚艷且心嚮往之。
只是我無法認同他們把自己放大到無限,執著於青少年發展階段的運動姿態(視角),形影自憐,無視他人(者)存在。
踩在基進立場的同志不知道為什麼很容易予人這種感覺,也許是身受酷兒理論的洗禮,習慣睥睨於世,古怪當有趣,活脫是沒有禮貌的小孩。對社會擺出難以忍受的姿態,撇嘴翻白眼,千錯萬錯都是大人(體制)的錯。天真的以為只要打倒象徵父母的體制從此可以幸福快樂。

更要命的是,對青少年而言,尋找自己(認同)便足以花去他們全部精力,再加上旺盛的性欲,似乎比較熱愛複雜難解的情欲關係,並且汙名化保守穩定,粗暴地將之等同於迂腐的剝削者。只是,對於步入中年的老同志,實在玩不起你們這些把戲,我們覺得簡單專一愛一個人,追求穩定保障的生活才是正典,可能因為再度重覆年少輕狂讓人索然無味,也可能因為荷爾蒙分泌驟減,沒有力氣也沒有能力花天酒地,處理多重關係。尤其這把老骨頭更不能拿自己的健康開玩笑,至少在日日平凡生活中,我們必須肩負起養家活口的責任,千千萬萬不能讓自己倒下。於此種種,謹慎小心保守度日不是迂腐,而是隨著生命四季更佚的生命情調。

的確,你也可以說我們愈來愈像每個青少年都會痛恨的父母,但也千萬別忘記,這個社會正是由這些令人討厭的大人組成,並且奠定基礎。如果你們放棄跟像我這樣討厭的同性戀對話,也許可以這麼說,你們幾乎也放棄大半個世界。
如果你們心中還有我們,至少在帶頭往前衝的時候也注意回望一下我們,少拿我們消遣,傾聽我們的聲音,也許你們可以得到一個機會,更加了解你們的父母,你們的未來,甚至是那些被你們極度妖魔化的”真愛聯盟”。

最後以村上春樹的一句話共勉之:

“我覺得頗有道理,並不表示我認為這種說法正確,只是承認也有這種想法而已。至少坦然接受有些東西或人,抱著這樣的信念存在著的事實。”

(這也許是一個中間路線破碎斑駁的滿紙荒唐)

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時事回應》打開多元成家的潘朵拉

《時事回應》打開多元成家的潘朵拉

2013-10-11 | 陳小小(信望愛資訊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多元成家」是套不分性別、不以性關係為必要基礎的嶄新成家方式;只要視彼此為家人即能成家,組成簡單,解散也簡單。但是為了這樣完全放任的婚姻制度,整個社會要付出多少代價!
去年九月8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發動了「多元成家,我支持!」連署行動,預計將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於今年9月送進立法院。許多名流、藝人公開支持。這份修正草案為何吸引人喜歡?因為它提出了一個非常自由的伴侶制度。
伴侶制度打破華人家族觀
過去的傳統婚姻令現代人感到綁手綁腳,好比要收養一個小孩,是夫妻兩人的事,要取得雙方的同意書,非常麻煩;但伴侶制度只要一方決定即可,其自由度大到解散伴侶關係也超級簡單,只要一方決定即可。傳統婚姻若要離婚,是夫妻兩人的事,要取得雙方的同意,常要花上很多時間和體力,並花費大把銀子請律師,雙方較勁盤算如何掙到最多財產、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
另外,這個制度也打破了華人傳統的家族觀,伴侶制的婚姻認為「關係」可以僅止於雙方小倆口,你不用跟著我叫我的父親爸爸,我也不用跟著你叫你的母親媽媽。至於其他親戚,叔叔伯伯阿姨嬸嬸的,當然更無須理會。
不僅如此,「多人家屬」更是一套不分性別、不以性關係為必要基礎的嶄新成家方式。情人、好友、姊妹…,只要視彼此為家人即能共同成家。在這樣的設計下,也一併解決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問題。
事實上,另外還有一個同志婚姻法,去年早已送入立法院。兩案算是雙管齊下。去年的是修改傳統的婚姻法,把「一男一女」改成雙方。但傳統婚姻法太束縛了,所以只有那些同意從一而終的同志想要這種婚姻制度,而其他喜歡自由解放的同志,比較想要的是隨時可以解散關係的伴侶法。
而不管是同志婚姻法或是伴侶法,一方面透過宣導影片描繪出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美麗人生」,一方面透過文宣品責備反對者不重視「人權」。每個人都有戀愛的自由、締結關係的自由,多元成家的自由(男男、女女、多男多女),一男一女的傳統婚姻者幹嘛雞婆擋人幸福呢?自己幸福,也該樂於把屬於自己的幸福與各種人分享。
然而卻不知道「美麗人生」的願景是需要夠深的口袋。如果知道要付出多少的金錢才能實現,你我可能就會三思。
「安全的性」教育迷思
同志運動一向與性解放運動緊扣一起,同志遊行的活動會見到各樣性解放的口號「未滿十八要做愛,家長老師別妨礙」、 「我要多元伴侶關係」、「戀童」、「性變態才是常態」。就像兩年前國中小學性教材,「同志教育」也綁著「多元情慾」,自然就會讓愛滋或是性病感染人數上升。
同志或性解放運動者總是強調只要做到「安全性行為」,就不會感染愛滋或性病。但據去年九月4日聯合晚報報導,目前國內有1萬6053名愛滋感染者就醫,…佔疾管局全年預算的45.4%,大約疾管局每2元預算,就有近1元用在愛滋治療,嚴重排擠到疾管局幼兒疫苗、檢驗研發等其他防疫業務。
今年三月29日今日新聞網亦報導,台灣新增愛滋感染者人數,每年都以超過16%的速度增加,龐大的愛滋藥費,快叫衛生署吃不消!
在全世界目前已通過同性婚姻的15個國家,社會福利制度通常夠健全,背後的基礎是人民要納很重的稅,有些稅金甚至高達1/2,所以才有實力解決問題。如果台灣要效法這些先進國家,人民就必須體認到你我得一步一步把不夠深的口袋,逐漸增加掏出金額,繳稅給政府處理這些問題。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年八月統計月報,184位愛滋感染者扣除73位尚在疫情調查中感染原因不詳者,111位確定感染源者,同性戀(89位)和雙性戀者(6位)感染者共95位,佔全部的85.58%。這些資料顯示他們推行多年的「安全的性」教育,收到卻是相反的效果。
美國社會深受性教材所害
事實上,目前的性教育教材大多承襲歐美,非常不安全。兩年前,教育部已經發下去給各個國小、國中的《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第83頁寫著「教師要正視青少年性經驗,在性交過程中,青少年學習作身體的認識與探索,並且學習尊重彼此的身體,隨時關心彼此的感受,讓性愛成為愉悅的事,才不會讓做愛只帶來無知造成的傷害與大人的責怪。……積極教導學生正確使用保險套、指套、製作口交膜,及使用水性潤滑液;所有性玩具也保持乾淨…」
而美國已經深受自己編的性教材所害。疾病防治中心CDC的2008年報告指出美國境內每四名青春期少女,就有一位曾感染性病。探究其原因很大部分就是出在錯誤的性教育。
以保險套為例,其主要功能是避孕,也可降低經由性器官感染性病之機會。但是由於性病種類繁多,可經由血液、體液、黏膜及傷口等多種方式傳染,因此保險套防治的功力有限。
當醫師對罹患性病的年輕人宣告壞消息時,他們納悶著「我們每一次都有用保險套啊?」至於有些性教材雖是正確的,但許多人存僥倖心態,總認為自己不會這麼倒楣。而網路交友、愉悅性藥物濫用是感染愛滋的兩大原因。
而實際上最安全的性行為,就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婚姻制度,一對一固定性伴侶,基督教、天主教提倡的守貞觀念,但這些卻為現代人所唾棄。
醫療衛生衍生影響
治療愛滋病人可降低感染傳播速率,因此台灣是全世界少數對愛滋病提供全免費醫療的國家;台灣因為這樣做,所以愛滋的控制情況是相當的好。但是通過同志婚姻或多元成家的伴侶法之後,同性戀者的外籍伴侶,是否會透過同性婚姻,取得台灣國籍,並取得台灣免費醫療的權利?這中間有多少是真婚姻,有多少是假的?台灣會引入大批的愛滋移民嗎?台灣能否有預算來照顧這些透過同性婚姻來的愛滋移民?
這些是很現實的問題。我曾經因為女兒住院一週,而認識隔壁床的黏多醣寶寶家庭,一個母親和一個12歲的黏多醣男孩。其中有好幾天,我看到其他黏多醣寶寶母親紛紛上門來請教那位母親是否有其他民間管道可以申請補助款。聽說一開始政府是全額補助黏多醣寶寶,但是後來經費有限,一些輔助款就被刪除了。
想到這裡,我認為台灣百姓多數都很有愛心,但口袋跟我一樣,並不夠深。如果預算不夠,目前得愛滋的人是否會被迫部分自費?到時他們無法負擔自費,台灣的愛滋是否會蔓延造成一片混亂?
婚姻淪為弱肉強食戰場
此外,法律不僅是一種規範,也同時扮演社會道德倫理方向指導作用。當這兩個法案通過,顯見會影響下一代的價值觀。屆時我們的下一代性觀念會更加的開放,便可能危及健保制度並提高稅金。尤其台灣的健保制度令世界各國羨慕,是我們幸福的根基。一旦被破壞,我們又會重回因病而致貧窮的惡性循環。所以,當高呼「人人都能自由組成家庭,落實人人平等。」我們要深思『多元成家』其實是有價格的,我們有多少能力?要付出多少代價?
另外,伴侶法是在傳統婚姻制度之外,另闢的完全放任的婚姻法。它無須在身分證上顯示你有伴侶,這會讓因不知情而介入其他伴侶關係的小三、小王的情況更形嚴重,糾紛會比傳統婚姻制度多更多。
而更深的隱憂是多元成家是要建造一個完全放任的婚姻制度,而它帶來的禍害恐怕會跟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一樣。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目前有錢國欺壓窮國、強者欺壓弱者的嚴重性,已經沒人擋得住這場風暴。完全自由放任的性伴侶觀,會讓愛情成了戰場。又帥又有錢又有能力的男人和又漂亮又性感又年輕的女人,是強者。Winners take all.他們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地」搶走一般普羅百姓的愛情。
反對不代表歧視,而是看清事實。我們得在此謙卑地承認自己的能力不夠,口袋不深。以目前台灣的國力,應該承受不住這兩法案所帶來的衝擊。

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同性婚姻可否合法化 法務部首開公聽會

同性婚姻可否合法化 法務部首開公聽會

【呂志明/台北報導】法務部上午首度針對同性伴侶可不可以結婚、法制化,召開公聽會,聽取各方的意見,由於贊成者與反對者,有各自看法,法務部將滙集這些意見進一步研議。

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靜靜宜大學副教授柯志明表示,根據兩公約的婚姻家庭條款,我國應立法積極保護協助的是男女異性婚姻,而不是另外一種婚姻,因為唯獨異姓婚姻有自然形成家庭的能力,且其形成的家庭,也才是形成社會自然基本團體單位。

他認為同性戀的基本人權,應該受到保障,「但這不意味著他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即便每一個人都享有婚姻的權利,也不意味著這個人可以任意結婚。

另外也有持反對意見的媽媽代表,請求法務部在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時,不能只考慮成年人的性取向或是成家的自由,而忽略了從兒童的立場去關心兒童的需要,更不能剝奪兒童在穩定的家庭制度中成長的權利。

而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世新性別研究所副教授陳宜倩則表示,「婚姻不宜窄化成性關係,抓到一對有性關係可以生殖(指異性戀者),我們才保障,其他的不保障」,其實在法律上,「我們可以用照顧關係做為一個核心,看到一對照顧關係,我們國家就來保障,這也是另一種保障方式。」

另外也有贊成的母親表示,「做為父母,我們只有一件事情,當兒女有伴的時候,你的那種快樂無以復加」,希望參與討論者,不要被婚姻這個名詞給綁住了,也不要拿這個婚姻名詞來綁架他人,讓大家都有平等博愛的心情,讓社會有和諧的感覺。

Truth, Metaphor, and Race in the Marriage Debate

Truth, Metaphor, and Race in the Marriage Debate

資料來源by   within Marriage

Whatever same-sex marriage is, that’s not what gays are after. They are after a symbolic vehicle that can make them equal to people who can do something they cannot—procreate.
Can a same-sex couple mean the same thing as a man and a woman, even if the body parts are not identical? Can domestic partnerships mean “separate but equal” and embody a new Plessy v. Ferguson? Is Proposition 8 analogous to “separate but equal”? Is gay the new black? Is California of 2008 a metonym for Virginia in the Loving case? Are gay couples the same thing as infertile straight couples? Is homophobia like Jim Crow?
Humbug. Since California has domestic partnerships with all the same legal benefits as marriage for same-sex couples, the material difference to be gained by overturning Proposition 8 is nowhere near as lucrative as the symbolism of doing so.
Symbols are definitely meaningful, which is why I do not discount the LGBT lobby's desire for the word “marriage.” Though they could settle for a “civil union” or “domestic partnership,” prestige and validation attend the word “marriage.” Even if unquantifiable, the fact that marriage is culturally understood as something prestigious and validating makes it worth fighting for. I get it.
Yet a thorny contradiction remains unresolved. I must explain it before doing some necessary critiques of the black-as-gay metaphor, which is the basis for invoking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 defense of same-sex marriage.
Children Don’t Get a Choice
To make such a stin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rriage” and “civil unions,” same-sex marriage enthusiasts acknowledge the profound importance of abstract terms. Then they dismiss the profound importance of the abstract terms “father” and “mother” for the children they plan to raise. The asymmetry in how much weight is given to cultural entitlement has led me to call for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counter the problematic bioethics of the LGBT movement.
We hear that as long as kids have a clean home, love, decent grades, and good scores on sociologists’ “self-esteem” tests, terms like “mother” and “father” ought not to make much difference. This nonchalance about the child's attachment to cultural figures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attitude that precipitated the whole movement for “marriage,” something not different legally from “civil unions.”
Had gay parenting not been intertwined with the debate about gay marriage—and I am not sure exactly when and how the two issues became code for each other—then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 and father could be brushed off as irrelevant. Too bad the pro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greeted Zach Wahl’s testimony in Iowa with such fanfare; now they cannot back away from the basic fact that their push for marriage does not symbolize but rather is a fight for parental equivalence.
Conferring marriage on same-sex couples means some children will never be able to invoke the words “father” and “mother”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household that their parents are now allowed to describe as a “marriage.” In order to grant validation and prestige to mom and mom or dad and dad, the kids lose access to the value of celebrating a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 of ancestry. Come Mother’s Day and Father’s Day, they will not be equal to their peers, due directly to the fact that their same-sex guardians fought so hard to be equal to their peers’ parents.
Same-sex marriage enthusiasts will say that same-sex couples are already raising children, so if I object to such arrangements my objections should extend beyond merely marriage rights. My response: Yes, my objections doextend to any same-sex couple consciously seeking out exclusive custody of an infant or toddler. But I pick my battles.
Asking government to grant “marriage” to same-sex couples is a way of endorsing millions more couples duplicating a domestic arrangement that was controversial and largely undesirable to begin with (as the son of a lesbian, I get to say this: Growing up in a same-sex household is hard enough that nobody should set out with a plan to create such a life, notwithstanding divorce or the death of a parent.)
The stakes for gays and the stakes for children are not good parallels for each other. Gay adults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marriage at the time they enter it, whereas children have no clue what it means not to have a father or mother when they are born. The full impact of this lifelong absence may not hit the child, in fact, until far into adulthood.
Children of gay couples do not have a choice about being denied a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 of descent. Some may live well and go to their deathbeds uncritical of the decision made some seventy years earlier by a gay activist to place them in such an unusual family tree.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many others, however, will feel cheated. Fortun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ich ones will end up not caring about missing one parent, and which ones will end up scarred by the theft of half their cultural entitlement.
Either way, for an adult to decide what matters to a child on behalf of the child—knowing the child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choice long after the adult is dead and this whole debate is long forgotten—seems like an abuse of power.
Compare the weightiness of the child’s stakes to the levity of what gay activists are fighting for. A same-sex relationship is always a choice, for even if one can’t help having same-sex attractions, one decides with whom to couple and whether to couple at all. Many gays will decide never to settle down with one other person, or if they do, some will decide never to formalize the relationship, and still others will be happy with a civil union. Gays can change their mind, get divorced, and marry the opposite sex. Children of gay couples cannot divorce their parents and go looking for new ones.
There is no contest here. The child comes first. In any ethically grounded discussion, same-sex marriage is dead on arrival.
Same-Sex Marriage Objectifies Children
Why, then, are we still having a debate about same-sex marriage? Why isHollingsworth even an issue?
The problem is metaphor, which keeps getting in the way. Whatever same-sex marriage is, that’s not what gays are after. They are after a symbolic vehicle that can make them equal to people who can do something they cannot—procreate.
The tenuousness of this equivalence, in fact its near impossibility, makes the fight for same-sex marriage even more metaphorically desperate. Faced with the prospect that nothing a same-sex couple does will ever approximate the uncomplicated triangular bond among child, mother, and father, the activists defle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child's rights toward the rights of gay adults again and again.
As long as the focus is on gays, a wealth of metaphors, especially the notion that gay is the new black, can shield the gay activist from inevitable scrutiny about the effects of his demands on children.
By contrast, when speaking of the child’s interests, metaphorical reasoning is highly dangerous. To what can we compare a child who has been partly engineered—either through surrogacy or insemination, always for some kind of fee—and then placed under the power of same-sex parents who deemed their quest for validation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ld might be less than happy missing a father or mother?
To what can we compare a child trafficked from a third world orphanage to America by a couple that knew that the child's birth culture frowns upon gay relationships? To what can we compare a child who’s been told either that “mother” is double and “father” is nil, or that “father” is double and “mother” is nil? To what do we compare a child who must know, forever, that his mother was treated like a leased oven or that his father was a stranger in a sperm clinic who masturbated into a glass jar for $750?
Is the child like someone in a cafeteria given two spoons and no fork, then told to eat lunch? Is the child’s situation a metonym for progress, social change, luck?
Or is the child comparable to things less flattering to the same-sex couple: a trophy, a tool, a piece of property, a doll, a cosmetic enhancement, an Erlenmeyer flask for someone's sophomor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n opiate to help them forget that they had to contrive such a home instead of conceiving it the way heterosexuals do? Is the child powerless chattel to be bought and sold?
Such metaphorical reasoning is threatening to the proponent of same-sex marriage, since it strikes at precisely what is so incorrigibly wrong with the case for marriage “equality”: for same-sex couples to be equal to straight ones, their children must be objectified.
The solution, for same-sex marriage advocates, is to draw distracting parallels with race.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failures of marriage defenders, however, that few people involved in the debate have made good on the same-sex marriage advocates’ desire to shift the metaphors toward racial history.
Why Gay-Race Parallels Backfire
Given that the entire basis for overturning Proposition 8 depends on invoking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designed to protect freed black slaves, racial parallels can only help the cause of people who oppose redefining marriage. From virtually all angles, the modern-day equivalent of uprooted blacks reduced to chattel and severed from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is not anyone in a same-sex couple, but rather, any child forced to be raised by such a couple!
Literature is useful here. Read Phillis Wheatley's “On Being Brought from Africa to America.”
She was removed from her birthplace, Senegambia, and brought to New England to live under the ownership of John Wheatley. The Wheatleys were fond of her and taught her Latin and English. She wrote a set of poems called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and published them at around the same age Zach Wahls was when he testified that growing up with two moms was great. “On Being Brought from Africa to America” is the most anthologized and most agonizingly controversial poem in that historic poetry collection. Here it is below:
'Twas mercy brought me from my Pagan land,
Taught my benighted soul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s a God, that there's a Saviour too:
Once I redemption neither sought nor knew.
Some view our sable race with a scornful eye,
“Their colour is a diabolic die.”
Remember, Christians, Negros, black as Cain,
May be refin'd and join th'angelic train.
She thanks whoever took her as a little girl from her birthplace to New England. She thanks the people who enslaved her. It was all good in the end, right? After all, she learned Latin, met Voltaire and Benjamin Franklin, and lived better—even if she died young—than she would have in Africa. Buying it? Of course not. Our basic skeptical faculties can tell us that whatever gratitude Wheatley expressed above was compromised.
Had she not praised her masters, she never would have gotten published and certainly never would have been freed. Even if she did feel grateful, she had been a commodity bought and sold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a family that thought they were doing her a favor by using her as a tool. Her poem could hardly be taken as the universal approval of trading human chattel.
Can we trust the testimony of a teenager testifying in court in front of his lesbian moms? Is our skepticism that atrophied? Are we that blind to common sense? Can we take seriously a letter written by a little girl to the president about her gay dads? And what of all those “studie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who interviewed same-sex couples and their children, with all involved knowing exactly the implications of all their answers? Even if all these people really, truly feel happ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are missing a parent of one sex and their very existence came about because of buying and selling human life, the metaphors of our country's haunted racial past demand that we be skeptical.
Metaphors are naturally available devices for people who need to sort through difficult moral issues. If we are going to engage in them, however, we must engage intelligently. If we are to go to racial metaphors, let's go there, but what we find buried in America's collective memory won't be all that useful for same-sex marriage advocates.
Robert Oscar Lopez runs English Manif, a Franco-American flashpoint for the latest debates on gay marriage. He is the author of Johnson Park.
Support the work of Public Discourse by making a secure donation to The Witherspoon Institute.
Copyright 2013 the Witherspoon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

A Brief History of Sex Ed: How We Reached Today’s Madness – Part I、Part II、 Part III

 資料來源:June 4,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Sex Ed – Part I

Based on a talk presented at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in Sydney, May 2013
Once upon a time, sex education was a simple biology lesson.
Students learned the facts of life, and with those facts, that sex is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called marriage. Teachers explained this was the moral and healthy way to live.
In those days, people understood that 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 and that their union is unique, unlike any other relationship.
It went without saying that boys grew up to become men, and girls, women.
There were only two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having one was a serious matter.
Certain behaviors were not normal; individuals who practiced them needed help, and a child’s innocence was precious.
Things have changed.

 ~~~~~~~~~~~~~~~~~~~~~~~~~~~~~~~~~~~~~~~~~~~~~~~~~~~~~~~~~~~~~~~~~~~

June 6,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Sex Ed: How We Reached Today’s Madness – Part II

Based on a talk presented at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in Sydney, May 2013

Alfred Kinsey had a dream. He would prove to the world – and himself – that his lifestyle was normal. Average. Typical.
It was society that was at fault, with its religions, moral codes, and restrictions. Society made people feel guilty for following their natural urges, and that was unhealthy.
Kinsey’s dream was to free people from those destructive institutions — to free the “human animal”.
He did thousands of interviews, crunched the numbers, and concluded that most people practiced forbidden sexual behaviors: the average mom and dad were living a double life, just like he was.
His conclusions were widely questioned by leading scientists, but the criticism didn’t seem to matter. The popular press accepted Kinsey’s reports and his books were best-sellers. A revolution was spawned and western culture transformed.
The problem is, his research was fundamentally flawed. His samples were too small and the demography was badly skewed. He excluded some populations and focused on others — most notably, imprisoned felons. His subjects were preselected, since he relied on volunteers for his data.
The whole nefarious scheme has been exposed in a number of books and videos by Dr Judith Reisman. I urge you to check out her work at drjudithreisman.org for yourself, if you’ve got a strong stomach.
Kinsey died in 1956. This was a time in America that, thanks to antibiotics, venereal diseases were being obliterated. With one shot, syphilis and gonorrhea were cured. It was believed this was the end of STDs, the end of all infections.
Can you imagine?

~~~~~~~~~~~~~~~~~~~~~~~~~~~~~~~~~~~~~~~~~~~~~~~~~~~~~~~~~~~

June 10,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Sex Ed: How We Reached Today’s Madness – Part III

Based on a talk presented at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in Sydney, May 2013

The last person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is Dr John Money. In 1955, he introduced the radical concept that maleness and femaleness is a feeling, separate from anatomy and chromosomes.
He was convinced we are born without gender, then conditioned by society to identify either male or female.
Dr Money was a prominent psychologist; he’s well respected to this day. But he was on the same page as Kinsey and the others.
He described pedophilia as “a love affair between an age-discrepant couple.” Dr Money was also part of the incest lobby: “For a child to have a sexual experience with a relative,” he wrote, “was not necessarily a problem.” Like Kinsey, Money had deep emotional wounds. His identity as a man was troubled, and he molested young boys.
What’s so astonishing is these men, these very disturbed men, using fraudulent data and theories that have been discredited, succeeded in transforming much of society. Today’s sexuality education is based their teachings.
Once I understood who the founders were — Kinsey, Calderone, Pomeroy, Money, and others — I understood how we got to today’s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I knew how we reached today’s madness.
It came from disturbed individuals with dangerous ideas – radical activists who wanted to create a society that would not only accept their pathology, it would celebrat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