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代開始,多元化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接踵而來,各種性觀念以各種面貌出現,有時是時尚、有時是反叛、有時是放縱、有時是自由與權利的彰顯、有時是價值的虛無、有時是守舊與腐朽……
性教育60年:在蒙昧與尷尬中摸索
1949-1977 不被計劃的性教育
1978-1989 春風解凍
1990至今 這世界變化快
現狀與未來最後一塊陣地?
性教育不能難以啟齒
性教育的體制困境
瑞典:通過電視實施性教育
英國:5歲開始強制性性教育
美國:1/3學校進行禁欲教育
芬蘭:《一千零一夜》般的性教育
日本:性知識從小學教到高中
香港:隱蔽式教育
1949-1977不被計劃的性教育
少女靜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緊張而羞澀。不久後,靜秋陪朋友去醫院墮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圍大媽遮遮掩掩的道德審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會不會也懷孕了?——這是電影《山楂樹之戀》描述的“文革”歲月。儘管那個年代並不如電影渲染的那般純凈與值得懷念,然而,那種無知、壓抑及放縱帶來的傷痛,卻是改革開放前30年的某種關於青春的真實。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納入國家計劃的時代裏,性教育隨著性的“可恥”程度的升級,漸漸被放逐到計劃之外。當然,在“文革”來臨之前,1949年之後的性教育如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短暫的春天——當時,解放前的裸體畫冊還沒有完全被消滅,它們轉入地下,悄悄流傳。在新華書店,也能看到公開出版的性知識書籍。
1954年,劉少奇在座談節育問題時曾說,衛生部可以衛生常識名義專門編寫一些技術性的小冊子。一年後,由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勳醫生編寫的《性的知識》出版,這是建國後第一本有關性知識的書籍。據《中國當代性學發展概論》記載,該書最早一版內容較為豐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狀態時的剖面圖,還介紹了避孕套的用法。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高漲,城市被視作“資產階級”的墮落之所,而慾望則被看成罪惡的淵藪。自然,作為慾望的一種,性是要被鬥爭和被清潔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識》裏,刪掉了一些內容和很多圖片。與此同時,生活作風問題成為打擊一切男女的超級武器,儘管《性的知識》在中學生中廣泛流傳,但還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發現,要受到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嚴厲批評。
196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葉恭紹教授等10位專家開了一個座談會。周總理指示:要在女孩子來月經之前,男孩子發生首次遺精之前,把科學的性衛生知識告訴他們。於此同時,葉恭紹教授等在報刊上介紹了一些性發育、性衛生的知識。“在文章發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收到全國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開始,葉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後來因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開發表。”這是青春期性健康諮詢的開端,隨後,中學的《生理衛生》課程也開始講授性衛生知識。
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青春期,差不多趕上了這個時候。在他的回憶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學課堂上,他學過一節生理衛生課,懂得了什麼是月經、什麼是夢遺……然而,兩性的結合,似乎是人們永遠不能啟齒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師、家長提問,同伴之間也不敢交流。他只能從革命文學作品中,獲取關於兩性生活的只言片語。他至今仍然記得在《可愛的中國》中習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趕上前去,扯那婦人的褲腰。那婦人雙腳打文字式的絞起,一雙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臉上紅得發青了,用尖聲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將手伸進她的腿胯裏,摸了幾摸,然後把手拿出來,笑著說:“沒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簡直叫倒背如流!”對於這一段,潘綏銘讀了許多遍。
然而,不久之後,這樣的革命文學也伴隨各種愛情文藝“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無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無性無欲無愛的樣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啟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剛剛萌芽的性諮詢和性教育被扼殺于搖籃。“性-錯-罪”幾乎三位一體;誰掌握了誰的男女作風問題,就可以對其發動專政。男女差異被抹去,談情說愛中流行的問答是:“你為什麼愛我?”“因為你思想好,愛勞動。
性學專家鄧明昱寫道:“那時,性發育得不到正確的指導。女孩子的月經被認為是‘倒楣’,見不得人;男孩子的遺精也被認為‘有傷元氣’;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認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性困惑基本上無處諮詢,性機能障礙也無處求治,同性戀更是被當作流氓犯罪行為予以處理。”
當美國年輕人喊著“要做愛,不要作戰”時,中國的年輕人卻聽從了毛主席的號召,帶著滿腔荷爾蒙,“到廣闊的天地去”。
在潘綏銘的經驗裏,“上山下鄉”運動是他們這一代城裏人獲取性知識、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徑。在鄉下,他第一次看到豬狗交配,目瞪口呆,還從農民的日常語言中,學到了鮮活的性知識。儘管如此,他從不敢和農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談論性仍是極大損害自己革命形象、會遭到唾棄的事情。
正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所描述的,人們釋放的途徑,便是津津樂道“破鞋”問題。壓抑的人們在窺視與圍觀中獲取畸形的快感。
70年代青年的性啟蒙與性教育還有另一條重要的途徑,那就是地下流傳的手抄本。最紅火的莫過於《少女之心》,那是當時惟一直接描寫性行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稱為“文革第一淫書”。文化學者朱大可在一篇訪談中提及,讀《少女之心》讓他產生偷食禁果的衝動。
“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抓起來,接吻、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儘管如此,大家還是都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麼也禁錮不了。”
1978-1989春風解凍
告別30年的蒙昧時期後,80年代最初那幾年,每一次身體化的凸顯,都能引來軒然大波。
1979年,《大眾電影》用法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中一張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軒然大波,一位讀者來信憤怒質問:“他們在幹什麼?”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由此爆發。次年的《廬山戀》,讓人們知道了該如何接吻。而首都機場的裸體壁畫,也衝擊著人們的視線,引發了價值觀的震蕩。
在80年代初,“流氓”這個詞很大程度指代著自由化的傾向,如穿緊身喇叭褲、運動戴蛤蟆鏡。到了1983年,全面啟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那時候,晚上兩個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盤問。這一年,藝人遲志強因男女私自聚會,獲流氓罪入獄——後來,他的《鐵窗淚》在90代風靡一時,感染著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與此同時,被中斷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腦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學畫報》刊登了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醫生的《新婚性衛生》一文,江西胡廷溢醫生編著的《性知識漫談》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編著的《性的知識》再版,發行總數達560萬冊,盜版更是無數。這些專家以講座的形式進入學校,零散地對學生進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會氛圍中,有兩件事為性知識理直氣壯地傳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頒布和獨生子女政策。鄧明昱認為,前者公民離婚自由的權利,感情(包括性和諧)因素被置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後者使避孕和流產在中國合法化,並衝擊了性的“唯生殖論”以及傳統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隨之從生兒育女過渡到“性的快樂主義”,有沒有快樂而不是有沒有子女,開始成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品質重要標準。
潘綏銘認為,政策性的需要客觀上推進了性觀念和性教育的進步,計劃生育宣傳手冊的性知識,成了青少年獲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學校裏,中斷的青春期教育又回歸正軌。1979年底,教育部、衛生部聯合印發的《中小學衛生工作的暫行規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強青春期衛生教育。”次年,高中開設了《人口教育》課程。
成長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裏沒有接觸過任何性知識,直到1981年上了大學,才真正接觸到“性”、“性病”這樣的字眼。那時在宿舍裏,晚上熄燈後,來自農村的女生們開始講村裏男女的事情,流產、扒灰……一些詞語李瑞香怎麼也聽不明白,同學們就一陣哄笑,說“城裏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這時也傳播到大學來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學們戰戰兢兢地傳閱著——“那是嚴格意義上的黃書,不能被發現的,不然畢業時就把你分配到偏遠地方去。”
而此時,出版人張立憲還是一名初中生,他在文章中這樣回憶那時的生理衛生課,“至今我還記得《生理衛生》課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遺精’這道題的標準答案:一。樹立遠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學業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寬鬆的內褲;四。不接觸不良讀物。一邊背誦著標準答案,一邊背叛著標準答案,這就是我們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1985年在性教育上,是突破的一年。這一年的文化焦點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膽地在當代嚴肅文學中描寫了性,啟蒙了一大撥年輕人。同年,從西方引進的“性學”書籍和文章開始在國內公開出版。阮芳斌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是當時的破禁之作。
同一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達臨在上海舉辦中國第一次性教育講習班,邀請了全國18個地區的教育和計生人員來參加,進行半個月的培訓。“他們來之前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性教育課堂到底講什麼,那些人都是單位派來的,聽完後幾乎每個人都對這個教育產生濃厚的興趣,覺得這個太有用了。這些人回到單位後,都成為我們最初實施性教育的骨幹。”劉達臨回憶道。
此外,上海市教育局還確定了98所中學為第一拔擴大試點的單位,並組織人員編寫實驗教材。1986年開始在初中一年級開設《青春期常識》選修課,每學期5-6課時。上海社科院姚佩寬主編的《青春期教育》,成了上海教委的指定教材,也是全國第一本性教育教材。劉達臨回憶,當時內容涉及了生理和心理常識,以及基本的性知識。
試點兩年後,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佈《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該通知的發佈,標誌著性教育被正式納入我國中學教育的內容。
整個80年代,學校性教育正努力追上社會的步伐。走在時代之前的學生,為數不多,張立憲是其中一個。在錄影機仍是高級奢侈品、毛片進入大陸仍曲折艱難的年代,大學生張立憲已經有了觀摩的經驗。
事後,他如是總結——我們的父母們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們的家中有什麼在上演嗎?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性成熟。我們總是習慣於將毛片視為洪水猛獸毒品毒藥,個中緣由恐怕並不是認定中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種慣性思維使然。經常會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黃色錄影黃色小說毒害了多少人、人們啊你要警惕之類,往往還有具體的事例來佐證,比如採訪勞教所監獄,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訴是看了黃色東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認為這樣的統計方法是錯誤的,不應該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黃東西,而應該計算看了黃東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
1990至今這世界變化快
從1990年代開始,多元化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接踵而來,各種性觀念以各種面貌出現,有時是時尚、有時是反叛、有時是放縱、有時是自由與權利的彰顯、有時是價值的虛無、有時是守舊與腐朽……往各個方向發展,紛繁駁雜。
從避孕套廣告的張貼到各種性器具的展覽,從香港三級片的流行到日本AV的大肆盜版,從璩美鳳性愛視頻瘋狂下載,到圍觀木子美大膽的性愛日記,再到各種網路艷照門的窺私狂歡,以及一夜情、換偶的爭論,性從隱秘空間拓展到廣闊的社會空間與虛擬空間,成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存在。
在蔚然可觀的性現象中,青少年常常是衝鋒陷陣者。然而,在劉達臨看來,相比起社會性觀念的迅猛變化,近二十年來的學校性教育似乎停滯不前。
整個1990年代,政策的變化是細微的——1992年,衛生部、國家教委、全國愛衛會聯合發佈了《中小學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試行)》,並把健康教育的內容按小學和中學不同年齡階段劃分為小學生健康教育大綱和中學生健康教育大綱。1996年,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提高認識,採取切實措施,逐步普及和提高青春期教育工作。然而,對於大多數學校,青春期教育依舊是生理衛生常識,教材依舊是老師可能跳過某些章節的生物課本,羞羞答答,欲說還休。
以下是1986年出生於某直轄市郊區一普通家庭的賀然(化名)的自述:
我第一次接觸性是小時候,從爸爸媽媽的床底下拿到一個文件夾,打開一看,是那種成人小說,而且還帶虐戀性質的。我當時就偷著看,還叫來隔壁的小夥伴一起看。現在想來,那是90年代初,這方面的資源比較匱乏,我爸媽那時連30歲都不到,虎狼之年啊,這些可能是他們那個圈子裏私下傳閱的。
這類小說都是日本的,應該是台灣翻譯過來的,那時我就七八歲,還沒到青春期,也沒有性反應,看這些純粹是好奇。
這樣的小說,雖然都是強姦類的,但最後還是壞人被繩之以法,然後女主人公和帥氣的男主人公情投意合,共同上床為完滿大結局,因此那也讓我懂得,只有真愛的性,才是好的,強姦讓女人受傷害,不好。不過因為那時還沒有性意識,所以對其中一些細節不是很了解。
夢遺發生之後,我的生殖器發生了變化,當時我覺得很恐懼,去上廁所的時候,都躲躲閃閃的,去游泳的時候,都讓同齡人先走,等剩我一個人了,才去換衣服。
那時我因為沒注意個人衛生,搞出了毛病,龜頭髮炎了,這個事情拖了很久才告訴父母,因為羞于啟齒。他們知道後,也沒有責怪我,只是要我注意衛生。
小學五六年級,男生開始在私下裏傳色情片,我沒有看過,但經常聽他們講,在我們的方言裏,把“做愛”叫“崩鍋”,然後我問我爸,“爸,啥叫崩鍋?”我爸很冷靜地回答:“這個事情你長大了自會明白。”也沒有責怪我。
不過,父母還是不讓我看電影裏的激情鏡頭,那時他們愛看電影,租VCD,我也跟著看,一有激情鏡頭,他們就會快進。這一定程度上讓我產生障礙,我現在如果主動去接觸異性肢體的話,就很緊張,我跟同性朋友交流過這一點,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學校當時沒有性教育課程,生理衛生課只剩一個關於衛生巾的記憶。後來,我就接觸到了色情片,日本的A片、色情動畫、圖片,接踵而至,我的電腦技術比較好,所以這些東西接觸得特別多。
現狀與未來最後一塊陣地?
和許多長輩一樣,1988年出生的陜西鄉鎮少年俞哲煒,對於生理衛生課的記憶是:生物老師臨時有事來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課本的生殖圖,還是沒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結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後,總是陷入空虛和自責。初二時,他和同學上山玩,竟然發現同學在一邊教唆兩個10歲的孩子進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
幾年後,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過程,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懼,這才意識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護、如果同學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資駑鈍”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識,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生物課堂上的那點事,被反復講了幾十年。老師們遮遮掩掩的態度,也是學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殘存記憶。性教育被千呼萬喚,卻仍然步履蹣跚。
事實上,中國性教育的實踐,一直都還處於探索階段。上海、北京、重慶、深圳等地都進行過性教育的試點和推廣。
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學科“十五”重點課題《深圳市中小學性健康教育研究》調查了近三千名學生和700名家長,結果顯示,深圳市小學生基本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緊接著,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讀本貫穿從小學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識,還詳細地談到了懷孕的診斷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等內容,並提及同性戀、性心理障礙等問題。
2004年,深圳開始在24所學校開展性教育試點,規定小學五六年級每學年不少於5課時,初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6課時,高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8課時,可開設選修課或講座,並嘗試使用該讀本作為教材。
根據當時的報道,這本教材引發的輿論關注度超乎人們的想像,人們在猜測,深圳的這本教材會不會成為全國通行本?事實卻是,《讀本》由於“尺寸過大”遭到家長投訴,同時也因為健康教育課未能納入教學課程計劃,首印的兩萬冊難以售完,陷入無法廣泛推廣的尷尬境地。
在重慶的試點,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慶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並在小學進行試點,對學生進行性健康教育。幾年後,按照規定,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學校不能隨意給學生訂教育部規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課成為被砍對象。
2008年12月,教育部公佈了新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在綱要裏,教育部把“生長髮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為5個水準,從小學一年級貫穿至高中階段。其中,一二年級的教育必須解決“我從哪來”的問題。而高中階段則明確指出:婚前性行為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為。
“討論了30年,還這麼熱烈?”潘綏銘覺得,目前的討論層次太膚淺,“全世界除了中國和北韓,大概都早就開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歷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們現在還沒趕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來,中國整個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錯誤的,“從五四開始,就把性教育當作滅火器。老師並不是真不懂教學生,而是害怕學生發生性行為,自己要負責,因此最好什麼都不講。”
在潘綏銘設想的模式中,性教育應該設計成一對一諮詢的形式,而不是統一的課程;性教育不應停留在生理的層面,而應該討論如何戀愛,如何拒絕別人;應該有基本的底線教育——尊重對方,雙方自願。至於性教育的目的,“第一傳播性快樂,第二防止性悲劇。要告訴孩子性是正常的,險跟炒股一樣,愛情也有風險,也得謹慎。
在劉達臨看來,中國的性教育對人格教育方面遠遠不夠重視。“他的性觀念是健康的還是骯髒的?他怎麼對待愛情?在這方面遇到問題要怎麼處理?這對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理想、道德很有影響。”
他認為,性教育的目標,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內涵則是自願和無傷。“自願就是性行為不受到強迫,無傷就是不要傷害自己、不要傷害對方、不要傷害社會。”他說自己既反對保守腐朽的性觀念,也反對毫無邊界的性觀念,性教育應該在兩者間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應該如何平衡呢?劉達臨覺得這很難描述清楚,但他堅持認為——學校的性教育,應該與魚龍混雜的社會性觀念爭奪學生的最後一塊陣地。
我從哪來?
我從哪來?關於這個問題,小孩和家長都有若干“標準”答案。
幼兒園小孩A:我覺得男生是爸爸生的,女生是媽媽生的。
幼兒園小孩B:我覺得小孩是拉屎拉出來的。
學前班小孩A:我覺得我是神仙下凡,齊天大聖孫悟空轉世。
學前班小孩B:醫生給孕婦開刀了,小孩子就生出來了。
小學生A:男生女生睡在一起就會有小孩了。
小學生B:爸爸媽媽生出來的。
家長A:從石頭裏蹦出來的。
家長B:垃圾堆撿來的。
家長C:別人家送給我們養的。
家長D:你是媽媽從肚臍眼兒裏生出來的。
家長E:爸爸媽媽愛情的結晶。
家長F:上帝派來的天使。
家長G:是卵細胞和精子結合受孕後分化後再生出來的。
家長H:爸爸身上藏著很多種子。有一天,爸爸把其中一個小種子放進媽媽的肚子裏,它和媽媽肚子裏的另外一個小種子結合在一起,那就是你。然後你就在媽的肚子裏慢慢生根,慢慢發芽,慢慢長大,慢慢能聽到聲音,也會動彈了。等到你快有小熊玩具那麼大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媽媽身體裏太黑了,開始又踢腿又晃腦袋,想要出來。當你長得足夠大時,媽媽就會到醫院裏,請醫生和護士阿姨幫忙,把你拿出來。
北京小學生性教育試點教材《成長的腳步》所引發的爭議,是中國青少年性教育尷尬現狀的一面鏡子。
首都師範大學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玫玫不再隨便跟記者說話,打到她手機上的陌生電話,她選擇了不接或挂斷。她的煩惱來自媒體最近關於青少年性教育的報道。
8月18日,媒體在報道2011青少年性教育國際論壇時,提到了一本北京市小學生性教育校本課程試點教材——《成長的腳步》。報道中引用了一段配有漫畫圖釋的原文:“人類繁衍後代是靠男、女兩性共同完成的……為了讓淘氣的精子能儘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陰莖插入媽媽的陰道裏,用力把精子射入媽媽的陰道內……”
在此之前,中國中小學的性教育教材裏,幾乎沒出現過這麼直白的圖文。報道刊登後,引發了爭論。參與編寫此書的老師對此表示不滿,特別是對於報道中網友的言論“圖文解釋男女性交過程尺度過大,堪稱‘黃色’、‘赤裸裸’”感到失望。
如今的北京正在制定《北京市中小學性健康教育大綱》,《成長的腳步》作為中小學生性教育校本課程試點教材,今年9月將在定福莊二小試點使用。
“學校計劃在下學期開始試用,開課前將首先開展家長培訓,使家長理解項目的內容和教材的意義,並在徵得家長同意的前提下,學生開始使用本教材上課。”張玫玫解釋。
性教育不能難以啟齒
2007年初,北京市曾經組織過小學生性教育冬令營。張玫玫是組織者之一。活動準備長達一年,遇到諸多困難,許多學校並不支援。定福莊二小的39名學生參加了此次冬令營。對於這些原本大都認為“自己是撿來的”的孩子來說,通過參加活動,大抵明白了自己是精子和卵子結合後的產物。
但是,“爸爸的精子是如何進入媽媽體內的?”——如何向孩子解釋這個關於生命誕生的關鍵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家長、老師和研究者。此次冬令營也不例外。
冬令營上,當老師把所有與性有關的話題以千回百轉的方式講完之後,還是沒對孩子們解釋清楚“爸爸的精子是如何進入媽媽體內”的。連家長也感到不滿:我們帶孩子來參加冬令營,就是為了解決這個讓我們難以啟齒的問題,可是,你們還是沒有講。
活動組織者對此進行了反省,在此後類似的活動中,他們把這一“難以啟齒”的過程繪製成了漫畫,分發給家長,告訴他們,倘若孩子問到此話題,照著漫畫講就好了。通過家長的反饋,發現這樣做效果不錯,《成長的腳步》延續了這一經驗。
張玫玫認為,“爸爸的精子如何進入媽媽體內”這個問題不能回避:“大多數孩子都很關心這個問題。問題的答案關係到孩子和爸爸的親子關係,關係到對有關性問題的科學態度,關係到及早滲透對新生命誕生意義的認識,關係到孩子們對生命的責任感的建立。如果我們不科學地講解,孩子們會自己去探索,得到的結果可想而知。”
因此,張玫玫和她的夥伴們在課題研究中,提出將“爸爸的精子是如何進入媽媽體內的?”這部分內容放在小學一二年級。之所以這個時候進行這方面的性教育,“因為,此時學生的心理髮展,對性沒有任何歧義,能夠像對身體的其他器官和生理現象一樣,平靜地接受,包括科學的知識、價值的判斷、情感的回報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對於青少年性教育的態度更為直接:“所有搞教育的人都是居高臨下的,你忘了你小時候,青春期是怎麼過來的嗎?網上流行的語言就是裝B,你裝什麼裝啊,小時候沒遺精嗎?18歲沒青春夢嗎?你沒想過白馬王子嗎?一代一代都是這麼活過來的。你得明白法制社會的規則,強奸人是要蹲大牢的,這些是需要教育的。我們要教育他們社會底線是什麼,而不是想像他們變成什麼樣子。全世界都告訴你手淫沒問題,但不能讓人看見。這就是社會底線。”
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模式中,老師的引導無處不在,惟獨性教育,基本沒老師什麼事情,靠的是學生各自的“悟性”。“孩子們自己去探索”的現狀和結果,在2003年的一項調查數據可以看到:我國未成年人的性知識近70%來自黃色雜誌、三級片和成人網站;24%以上是自己通過各類書籍獲得;僅有1.66%來自學校,1.32%來自家長。與之相伴的是,未成年懷孕、流產等問題發生的頻率加大。中國的中小學生們,不僅容易淪為未被性知識啟蒙的“無知者”,更面臨成為各類與性相關的惡性事件受害者的危險。
“青少年性行為年齡在提前,頻率在上升,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性教育當不了滅火器。我們只能減少悲劇。性不能百分之百帶來快樂,也會有傷害。傷害可以減少,但不可能消滅悲劇。慢慢把悲劇減少1%就好。給學生上性教育課的老師要有保障,不能讓老師因此擔全部責任。我在培訓老師的時候說過,一旦有事你馬上舉報我,說是我說的,抓就抓我啊。小孩什麼都幹得出來,什麼都找老師的麻煩怎麼行?”潘綏銘說得很乾脆。
性教育的體制困境
在中國,“性教育”有著更委婉的稱呼:“青春期教育”或“生命教育”。1988年8月,原國家教委和計生委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6年、1998年又發出了《關於開展和加強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明確要求學校開展青春期性教育。2008年12月,教育部下發《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要求學校通過學科教學和多種宣傳教育形式開展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健康教育”。
首都師範大學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會于2009-2010年間承擔了北京市教委委託課題《北京市中小學性教育模式初建》。課題組設計了不同學段的性教育內容,並於2010年11月推出《北京市中小學學校性教育大綱(草案)》。
大綱的編寫初衷,在於目前國內性教育的“第一阻力是對適合中國特色的性教育並沒有很好的研究。這個大綱就讓大家知道該教些什麼東西,它的理論背景是什麼,具體可行性在哪”,主要編寫者張玫玫這樣介紹。而大綱最終的目標,則是“使孩子們在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3個層面得到發展,成為一個健康、自信、快樂的男孩或女孩”。
《成長的腳步》是北京市中小學生教育這些年研究成果的體現。從全國範圍來說,有的地區走的腳步更早一些,也各自為政。
2001年,中小學性教育課本作為學生自由購買的輔導書在南京面世,但發行量很有限,處境也十分尷尬;2002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青春期性教育系列教材;同年9月,北京市海澱區部分中學開始試用由海澱區教委、計生委、婦聯聯合編寫的《高中性健康導向》和《初中性健康導向》;2003年,重慶市健康教育專家歷時兩年編寫的性健康教材走進了課堂……在沒有可參照範本的情況下,各地自行編制的性教育教材常常出現不規範、不系統、互不認可等等問題。
就全國範圍來說,中小學生的性教育問題按理歸教育部管。“但教育部又不能直接管中小學,中小學歸各省市教育廳管。在這個行政體制下,沒有一個官員或老師願意冒這個險,何必呢?”潘綏銘分析,“開展性教育的學校,都是憑著老師的積極性、校長的責任感,體制上沒有保障。在僵化的體制中,性教育的開展主要面臨3個問題:沒有師資崗位,沒有經費,沒有課時。你讓學校老師怎麼辦?不要說教材的內容好不好,就算內容是保守的,沒有這3個條件,性教育還是推廣不了。”
國際上比較成功的性教育模式包括:瑞典、荷蘭的早期學校性教育;流行于美英的“同伴教育”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倡導的“ABC性教育活動”
儘管青春期性教育的重要意義已逐步為世人所接受,但是對於性教育如何進行,仍是眾說紛紜,特別是擔心教育不當會招致性亂的還大有人在。近年來,國際上較多采用的青春期性教育方法和比較成功的模式主要包括:瑞典、荷蘭的早期學校性教育,源於澳大利亞並流行于美英等國的“同伴教育”以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倡導的“ABC性教育活動”(A:避免婚前性行為;B:對配偶或一個性伴侶保持忠貞、不搞性亂;C:正確使用安全套)等。
瑞典:通過電視實施性教育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開設性教育課程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性教育被稱為“避孕教育”。早期瑞典學校性教育是國際上公認的青春期性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1942年,瑞典開始對7歲以上的兒童進行性教育,教師採用啟髮式、參與式和遊戲式的教學方法,內容是在小學傳授妊娠與生育知識,在中學講授生理與身體機能知識,到大學則把重點放在戀愛、避孕與人際關係處理上。
1966年,瑞典又嘗試通過電視實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長難以啟齒談性的局面。瑞典性教育的經驗是與孩子們交流談論,讓他們知道性究竟是怎麼回事。
多年來,瑞典的性教育和諮詢活動成效顯著,在1991年-1996年的5年間,15-19歲青年的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32.4%,淋病和梅毒的感染也分別下降了65.8%和55.9%。
英國:5歲開始強制性性教育
英國法律規定,必須對5歲的兒童開始進行強制性性教育。英國的性教育以學校教育為主體,所有公立中小學根據“國家必修課程”的具體規定來進行性教育。按不同年齡層劃分為4個階段:5-7歲,主要初步了解人體各部器官名稱,知道人類可以孕育下一代,並會區分身體上的異同等;8-10歲,主要掌握人類生命各週期主要階段,包括生殖、生長髮育等;11-13歲,懂得青春期所帶來的各種生理和心理變化,以及什麼叫月經和受精等;14-16歲,學習生殖激素對人體的作用,醫學上使用生殖激素來控制和提高生育力的情況和男女性別的決定因素等複雜問題。
除了這些必修內容,各學校還根據學生的特點適當增加有針對性的內容,如性健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感釋放、肢體語言等。
美國:1/3學校進行禁欲教育
美國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傳授生育、兩性差異、性道德等知識,初中階段講生育過程、性成熟、性約束等,高中階段講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戀、性病、賣淫現象、性變態等,並向學生發放避孕套。
最近10年裏,全美有1/3的學校增加了禁欲教育,提倡將性行為推遲到婚後,並告訴學生安全性行為的做法。1996年,有的州通過立法,在5年時間裏,有4.4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宣傳禁欲,有的學校還提供在何處可獲得控制生育器具或如何使用避孕套的資訊。現在全美14個城市的32所公立學校中都建有性諮詢室,回答諮詢的也是孩子,其內容對教師和父母都保密。
目前,在英美等國家較為流行的“同伴教育”,是利用朋輩間的影響力,通過發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自助群體,抵禦來自社會的消極影響。這一方式破除了青春期性教育中傳統教育者(老師、家長)與受教育者之間的溝通障礙。由於教育的雙方都是青少年,具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便於交流。“同伴教育”以生物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知識為基礎,有講課、討論、遊戲、講故事、知識競賽等多種形式,並配合多種傳播載體和實物模型,既生動又有效。目前,這一方法已亞洲、被南美的一些國家引入。
芬蘭:《一千零一夜》般的性教育
從1960年代開始,芬蘭政府就實施性教育計劃。1970年代,性教育進入了芬蘭中小學教學大綱,連幼兒園中也有正面的性教育圖書,建立了性教育諮詢電話、兒童保護機構等,隨時為青少年提供幫助。在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上,芬蘭性教育作為成功經驗受到推崇。1975-1994年間,15-19歲的芬蘭女孩墮胎率從21.2%下降到9%。
芬蘭的性教育書《我們的身體》備受各國專家推崇。書中有“細胞”、“皮膚”、“視覺”、“聽覺”、“呼吸”、“骨骼”、“消化”等章節,家長可以像講《一千零一夜》那樣對孩子每天講一節,性教育就這樣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在“出生”這一章節中,小女孩問爸爸她是怎麼來的時,爸爸回答:“在夏天的郊外你不是看到有蝴蝶趴在一起嗎?昆蟲這樣做是為了生小寶寶,爸爸媽媽是因為相愛。有一天,媽媽說,我們製造一個小寶寶吧。爸爸的精子鑽到媽媽的卵細胞中,這就是你。當時你只有針尖那麼一點點大,你在媽媽的肚子裏慢慢長大,後來鑽出來,我們就有了一個寶寶。”在這一節後面還有昆蟲交尾、精子衝擊卵子的畫面,有不同發育階段的胎兒,形象地解釋了孩子不容易理解的事。
日本:性知識從小學教到高中
日本的青春期性教育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後至60年代,叫“純潔教育”,強調對青少年授以正確的性知識,使其保持身心純潔。第二階段是60-7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性自由”浪潮衝擊,從而開始了以傳授性科學知識為主的階段;第三階段是70年代以後,日本進入“性指導”階段,不僅讓學生懂點性科學,還要懂得友愛重要和生命可貴。80年代以來,他們在性教育中特別強調性約束、性道德,認為性教育首先是性的文明教育、倫理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尊重人的精神,反對以強淩弱,講究男女平等,而性衛生教育是第二位的。他們制訂的性教育目標為:把性作為人格的基本部分綜合看待,樹立男女平等的正確異性觀,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形成高尚的人格。
日本的性教育是通過3個渠道進行的:第一是文部省直屬的教育系統,該系統以醫療保健為核心,通過課程、道德教育和一些特殊活動進行性教育;第二是民間團體,其中開展活動較早的是日本性教育協會,最近的“人與性”教育研究協會的活動也卓有成效;另外,雜誌《健康俱樂部》等作用也較大;第三是學術團體研究活動。
日本文部科學省出版的小學第一冊教科《衛生》的書封面就有女性和男性的身體和性器官圖片。小學裏一年中有1-2個小時的特別講座,內容是男女之間身體的區別、月經和懷孕的原理等等。初中一年當中也有1-2小時的特別講座,在體育保健課裏面也講到,學校呼籲不要進行危險的性行為,學生還可以學到避孕和性病知識。高中是在體育保健課和家庭生活課裏有性教育的課程,討論關於避孕、性病以及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日本每所學校都有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協助者協會”,負責向學生提供各種性諮詢、性教育,並編寫性教育指導手冊。雖然家長也會主動和孩子講一些相關知識,但日本學生的性知識主要從學校獲得。
香港:隱蔽式教育
香港的性教育始於1970年代,當時青少年的性觀念日漸開放,性知識水準下降,政府教育署積極開展學校、家庭的性教育。
教育署贊成的是“隱蔽式”或“綜合式”的性教育,不以性教育為獨立科目,不單獨設立課程,而是將性的有關知識分佈到有關學科之內,由各科教師指導。他們在實施性教育的過程中,除了提供性生理知識外,價值觀念的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最終目標是協助學生對性建立開明而負責任的態度,使其懂得自主及理智地處理性問題,了解對人對己的責任和對他人的尊重,進而認識個人的價值。
中學性教育的目標是:1·使學生了解人類生長過程的知識;2·幫助學生建立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觀念,使他們認識個人行為對他人可能造成的影響;3·協助學生認識對戀愛婚姻、為人父母及家庭生活所負擔的責任及重要性;4·教授學生有關兩性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詞彙,以便他們能與家長、輔導員及其他成年人坦誠溝通思想。